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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随便安装经济学争论的规模

时间:2020-02-01 09:04

文学批评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有论者认为,批评真正要面对的是,个人偏好与政治偏向之外的文学共识平台上的本体研究。

大约是受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鼓舞,进入2013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中期成名的小说家们,突然列队展示他们新作,以至于年中时就有媒体推出整版文章《2013,老兵归来》以示庆贺。文章中所列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余华、苏童、阎连科等名家的长篇新作,让文学界眼前一亮。新近《人民日报》副刊更是整版转发了《日夜书》的节选及评论。由此,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态:此前和新近的一些文学评论期刊和报纸的文论专版,以及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或连篇累牍,或以专版方式对名家新作的关注评论,显示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两方面的协作和繁荣。老兵们实则是小说名家们为我们当下提供了,或者说奉献出的这般繁荣,且好评如潮,确是一桩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文学的大事和好事。也许,它让中国的文学,至少是中国的当代小说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姿态,显示出动力和生机。不过,在名家小说创作这般繁荣的同时,以及与此名家相关的文学批评的繁盛,我却看到了与创作相关的文学批评的另一面:文学批评成了名家新作的超级粉丝。虽然在众多的此类文学批评中,不泛独具慧眼别有性灵的批评文字,如程德培关于《带灯》《日夜书》及其作者的批评,让当下看到文学批评有别于学院派或学校派古板程式化的另一种文学批评样式。但是,如程德培这样的文学批评太罕见了,更多的则是扮演的名家新作的超级粉丝。 名家新篇的被关注,不仅仅显现出名家新篇的文学成就,同时也显现出阅读者对好作品的审美追求和热情向往。或者说,在这些作品里有可能成为经典的一种期待。问题不在于名家或名篇不被追捧,而在于名家之外的新人不被文学批评所关注和看重。我们知道,文学批评不仅关注文学创作的某一时段的创作业绩、创作走向、创作兴趣、创作异变;文学批评,其实还应担负起对新作和新人的关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关注新作和关注新人,原来就是一个优秀的传统。鲁迅对新人新作的关注和爱护不仅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众所周知,像对柔石、殷夫和初来乍到上海的萧军、萧红新人新作的关注,超出了批评家与作家作品的中立立场,显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真情。1949年鼎新后,任文化部长的作家兼批评家沈雁冰,依然对新作新人特别是青年作家关爱至深。我们还知道,新时期文学里的名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和《哦,香雪》,就是在孙犁的关注下引起当时文坛重视的。而当时的周克芹、铁凝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时光过去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风景了。 不过悖反的是,就在这样一个碎片化时代里,长篇小说一年要生产3000多部。在这既碎片又大量生产长篇小说的时代里,无论是大学的和专门的文学研究机构,还是各地作协的专门机构,以及少得可怜的文学批评者,要求这些人对所有的作品,都有所顾及,显然对于批评家来说,有些苛刻,也不可能。但在我看来,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所要追问的是:在这种碎片化且又巨量生产小说作品的时代里,新人的出现、成长以及消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而在这种出现、成长与消失的过程里,文学批评显然不只是旁观者,文学批评担负着共同参与和共同建构的任务。于是话题如本文标题所示,在文学批评共同参与和建构的过程里,真的不再需要如鲁迅、沈雁冰、孙犁那般的古道心肠,而只需要追求文学的轰动效应,或者追逐名家作品带来的商业利益最大化吗?追逐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并不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罪过,只是它可能忘记了文学及文学批评还有的纯粹的一面。 对于批评家来说,论新人新作需要付出些代价。其中,冒险就是一种代价。因为,谁也不能认定某一新人新作以后的走向,历史的、美学的、传统的、前卫的等等,很难从某一篇新作里去指出新人新作的前景和潜力。许多时候,这会让批评家犯疑和踌躇,也会让批评家费力而不讨好。论及名家新作,大致可以从名家之前的作品里,不那么需要调整批评者某一固定观照,或者说批评者可以从名家大家的新作里看到以往的旨趣和表征,轻车熟路地撰写文学批评。而且,名家写名家,无论批评者和批评本身,还是所论的作家和所论的作品,说得轻的是皆大欢喜,说得重一点是利益攸关体。这显然是当下创作与批评的常态,也是我们早已经熟悉了的情景。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看看文学批评期刊,以及报纸的副刊,我们就会知道,论及新人新作,除了不会有这种皆大欢喜的场面外,而且极为吝啬。这种对新人新作的态度,成了当下文学批评普遍现象。 喜好和选择,是文学批评家的自由,同理,纸质媒体的文学批评期刊和报纸副刊一样也有这样的自由。前面已述,这种喜好和选择可以放大名家新作的接受和影响,也可提升读者的审美旨趣,于己于他于读者都是一件善事,本无可厚非。问题只是,当文学批评关注的焦点以及范围仅限于名家新作时,文学批评的另一份担当即关注新人新作却被放弃,或者说被遗弃了。

中国当代社会对作家创作是相当宽容的。但是,与作家这种比较充分的创作自由相比,文学批评家的批评自由却不是很充分的,至少存在着一些或明或暗的框框,譬如不应为批评而批评,文学批评不应专门盯着文学名家批评甚至不要批评名家,等等。这些明的暗的框框严重束缚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自由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各种框框的束缚下出现了极为鲜明的反差现象,真正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科学的文学批评极难开展,而那些涂脂抹粉的文学批评却极度兴盛,涌现了大量的不着边际的报喜不报忧的文学批评。为了杀开一条血路和冲破铜墙铁壁,从二〇一一年六月起,《文学报》 大力倡导文学批评的新风,先以讲问题为主,希望矫枉过正。虽然这些以挑毛病为主的文学批评屡有失误,但却有力地冲击了日渐板结的当代文坛。 可是,《文学报》这种集中推出以挑毛病为主的发展文学批评的方式却遭到了或明或暗的抵制,甚至还被冠上“灭人”和“毁人不倦”的称号。如何对待这些不无偏激的专挑毛病的文学批评呢?很简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论是作家,还是文学批评家,在碰到这种专挑毛病的文学批评时不能反应过敏,更不能利用各种形式压制甚至打击这些以挑毛病为主的文学批评家。否则,文学批评家就将彻底丧失批评的自由。 按说,批评家选择什么样的文本进行分析、评论是十分自由的。但因为是批评,于是很多名家大腕就很反感。文学名家能不能批评?本来,这不应是一个问题。很简单,没有对文学名家的批评,就没有对文学名家的超越。而没有对文学名家的超越,就没有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文学发展。现在这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文学界出现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这种批评,以至于文学名家不得批评和批评不得。那些由批评文学名家所引起的文化官司明的暗的时有耳闻就不难令人感受到这种批评的困厄。 奇怪的是,文学批评家在贬斥作家作品时言实相错,被批评的作家就反应过敏; 文学批评家在赞扬作家作品时言过其实甚至达到飙捧浮夸的程度,被赞扬的作家却几无谦让。这就是说,有些作家并非真正排斥文学批评,而是只拒绝“说坏处”的文学批评,还是接受“说好处”的文学批评的。这种只接受报喜不报忧的文学批评现象,一是反映了一些作家缺乏应有的自省,不能自觉地主动地优化自身的精神结构; 二是反映了一些作家缺乏必要的自信,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其实,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经不起批评,或者一批就倒,那么,这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很值得怀疑的,甚至可以说是价值极少的。相反,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文学批评中日益完善起来的。 当然,《文学报》在倡导文学批评的新风上并非尽善尽美,还有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不过,这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并不在于刊登了一些不是很到位的文学批评论文,而是在文学批评的理念上亟待完善。一,《文学报》 集中推出的以挑毛病为主的文学批评论文虽然令人耳目一新,有力地冲击了文学界既得利益群体的潜规则,活跃了文学思维,开拓了文学空间,但不少文学批评论文却仅仅停留在现象罗列上,不能从理论上更深入地解剖那些文学“病象”,可谓治标不治本,往往是“热闹”过后,又归沉寂。二,《文学报》虽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推动文学批评家批评名家名作,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界的思想,推动了当代文学及批评的发展,却过多集中在批评名家名作上,还是有些美中不足。如果能够在批评名家名作的同时大力发掘新人新作,甚至可以不同流俗地挖掘文学史上不为人注意的优秀作品,就更为理想。这将在打破既定文学秩序和发掘新人新作上功莫大焉。

我基本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坐下来仔细想一想,觉得其中的复杂性好像超出了我们的判断。

拿文学批评言说的对象作品来说,作品可分为老人老作和新人新作。新人新作如刚出炉的面包,颜色鲜亮,蓬松芳香,面对这块面包,文学批评此刻要扮演的是美食裁判的角色,要对作者和读者表达明确的判断:好还是坏,以及好在哪里,坏在何处。这是文学批评要面对的问题。我有时看《纽约时报》上的书评,对一些新作品,评论者大多直抒胸臆,好、坏还是一般,明确表达自己的赞美或者批评。而所谓老人老作,已是经过时间淘洗、形成基本共识的经典作品,对这类作品,文学批评要面对的,当然不是好或者坏的判断,而是本体研究的批评了。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一篇谈海明威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的文章,对海明威小说的分析,已经达到一种深刻的创造性的发现了,堪称小说本体研究的范例。那篇文章叫《 关于时间和风格海明威论 》,作者是美国评论家厄尔罗维特和格里布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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