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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黄灵庚:蒐集天问遍天下,考镜源流又十年

时间:2020-02-16 03:31

毫无疑问,当今对屈骚以至整个楚辞的教学、注释、研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即学术界常说的新楚辞学时期。新楚辞学的基础材料层面由三部分组成:传世文献、出土文物、民俗材料。三点决定一个平面三部分像三根桩柱牢牢撑起了新楚辞学的基础,而这恰恰是过去楚辞学或根本缺失或极其不足的。

今年已步入了生命的第75个年头,几乎没一日离开过《楚辞》。屈指数来,已经先后出版了各种类型的《楚辞》着作达十多种,但是真正为自己看重的只有两种:《楚辞章句疏证》和《楚辞文献丛考》。

三部分中,传世文献仍然极为重要。所以自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为之投入巨大精力,收集、甄别、整理、汇总、勘校、比照孜孜矻矻几十年,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杰出成就。而今,又一学术喜讯传来:由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黄灵庚主编、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和副会长赵敏俐副主编的《楚辞文献丛刊》出版了!

《疏证》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十年后,以“增订本”面貌,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年底可以见书。《丛考》2017年底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两种书的形成,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疏证》撰写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蒐集《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及《文选》中十一题《楚辞》的版本资料,即以卡片方式把《章句》《补注》《文选》各种不同版本的异文、异句抄录下来,陆续积累了近万张卡片,异文7400多条。

去年,在中国屈原学会河南西峡年会上,黄先生即给我谈了这套丛书。当时我颇怀疑虑:此前这类大型楚辞丛书,已出版两套。编撰者广阅博览,收集不可谓不力;爬梳剔抉,成绩不可谓不大。如今这第三套丛书出版,后出转精当无问题,然转精处可多?投入如此巨大财力、人力、精力,相应效果几何?

这个过程做得非常艰苦,很多重要的《章句》《补注》《文选》的刻本,需要一本本地对勘,而这些本子的善本,分藏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那时交通不甚方便,如跑一趟杭州也非常不易,更不用说上海、北京、湖北武汉了。无论时间或者经费开销都受限制,压力之大,恐怕现在的年轻博士无法想象,每天15元或20元的北京地下室,我也待过了40多天。坐在善本室对勘版本资料,无法做到从容不迫,都是比较匆忙的,以后也再无有逐一复核的机会。

黄先生大概看出了我的疑虑,随即花较多时间详细介绍了这套丛书。经他介绍,我感到自己确实多虑了。现今亲眼看到《楚辞文献丛刊》,又读到详细文字材料,终至敢于认定,黄先生所用远超两字,并非大言,反是恰如其分。不仅如此,还甚至可以说,它是新楚辞学在文献方面的奠基之作!

现代文学,《疏证》出版后,陆续发现了征引的版本资料有遗漏、讹误,乃至个别异文弄错了位置,张冠李戴,留下了许多遗憾。于是我暗下决心,要把已经校过的或者是后来新发现还没有用上的《章句》和《补注》版本资料,全都收集起来,再从从容容地逐一覆核一遍。这也是后来编辑《楚辞文献丛刊》的缘起。

《丛刊》的特色十分鲜明。以前两套丛书,都是按时代、朝代呈块状归类,而它则是围绕中心成系列按纵线梳理。两种方法本身并无高下之分,即便是在楚辞学中,两法也是可以短长互补、相得益彰的。此处之所以特别肯定《丛刊》系列,主要是因为它建立在楚辞文献学史的基础上,建立在编撰者对其运行轨迹、发展脉络的了解把握上,其中融有研究者无数心血和许多精到见解,无疑是一座学术含量极高的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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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黄先生经过反复比勘,发现宋及宋以前研究者基本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宋以后明清时期则多用朱熹《楚辞集注》为底本,由此建立章句系列和集注系列。系列一旦确立,编撰者就能从容处理广与精的辩证关系。章句系列的多种刻本,《丛刊》精选了明正德以下11种重要刻本,并逐本、逐字、逐篇对勘,指出其虽出同一祖本,而各有所不同。其中,明正德本和隆庆本均为极佳善本,然又极为罕见。以往学者引用楚辞原文,多用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刊刻的洪兴祖《楚辞补注》本,笔者亦如此。但现在黄先生亲口对我说,他认为正德本优于同治本。黄先生文献功底极扎实,治学态度极严谨,相信他所言不诬。以后学者引用楚辞原文时,所据本可能要有所改变了。

征辑《章句》《补注》《文选》的版本资料,上世纪业已着手。如,《章句》的正德本、隆庆本、日本庄允益本,是从通过香港大学李家树教授获得的;《补注》宝翰楼本的复印件,是四川师大汤炳正先生提供的。这都是我当时撰写《疏证》的基础文献。但是,真正大规模地汇辑《楚辞》文献,则是在本世纪初。

集注系列刻本达60多种,但《丛刊》只选了宋端平本和庆元本两种,并经过对两本的比勘,于《楚辞文献述要》指出,庆元本优于端平本。只是明、清以下刻本,多依端平本而忽略了更早的庆元本,实为《集注》传播、研究的一大缺憾。

饶宗颐《楚辞书录》、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及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都为我提供了书源的线索。但是,按图索骥,逐一搜寻时,遇到了许多麻烦、困难。我曾经说过,征辑在《楚辞文献丛刊》中的每种书都有故事,有些可以公开,有些还不便公开说出其中的“奥秘”。如王国维批校的汲古阁《补注》本,当时去国图善本部查阅,只能看缩微胶卷。后来千方万计找到了“关系”,悄悄地复印了一部,这过程真是一言难尽。藏于天一阁冯绍祖《章句》本,有彭孙遹批校,十分重要,后来是通过编纂《重修金华丛书》索取资料时获得了它。藏于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屈骚求志》五卷,是独一无二的清代颜赐名的稿抄本,不光是托了“关系”,而且付出了昂贵的复制费。原先只知道有郑武《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一书,却不知藏于何处,后来转辗搜寻,终于在江西吉安市图书馆找到了它。

再如洪兴祖《楚辞补注》,《丛刊》精选了九本。其所以数量远超《集注》,是因为经过逐字、逐句、逐篇对照,黄先生发现《补注》所引《章句》原文,与单行本《章句》差异很大,异文竟达3700条之多。足证《补注》所据《章句》本,与现单行《章句》本,绝非同一蓝本。这九本各有特点,不可或缺。

2008年前后,征辑了晚清以前的《楚辞》古籍已达160余种,有不少是目录着录家很少提到、甚至未曾着录的珍本。特别是收藏于日本大阪大学21种《楚辞》古籍,均属珍贵文献,其中有海内外的孤本、稿本、名家批注本。可以说,现存于日本国的《楚辞》精品,都已如愿已偿复制回来。我之所以能征辑到这些古籍,完全是日本着名汉学家、《楚辞》学专家、秋田大学教授石川三佐男先生的功劳,永远不能忘记他。石川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最早访问中国的学者之一,一生频繁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是中日人民友好的文化使者,在《楚辞》研究领域中作出了很大贡献。2009年初,我特邀石川参与《楚辞》文献编纂,给其任务是征辑、复制藏于日本国《楚辞》文献。石川欣然接受了邀请,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征集资料工作,走遍了日本高校所有的图书馆及藏书室。次年11月,石川邀请我赴日本富山大学、东京大学讲学之机,并带我专访大阪大学图书馆,日本着名的《楚辞》学家西村时彦先生生前珍藏的“读骚庐”百种《楚辞》,均藏于此馆。记得那天下午,我与石川先生一起拍摄了《楚辞》古籍。他脱了鞋子,站在桌子上,把相机固定在架子上,我蹲在地上翻页。忙乎了五个多小时,直至关门才结束。没复制的书或阙漏的部分,后来石川背着沉重的摄影设备,自己专程从埼玉县乘车去大阪补拍。

其它三个系列《文选》、白文、明清,情况大率如此。

诚然,我充分理解并尊重国内图书馆现行的古籍管理制度,确有他们的难处,许多事情强求不得。但是,我深深体会到,这世界上毕竟还是肯“解人之难”的好人多。如浙江省图书馆,是我使用资料最多的一家。原馆长徐晓军先生给予多方帮助和支持,为我一路开了绿灯。上海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黄显功先生及陈先行先生、复旦大学古籍部主任吴格先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罗琳先生等也为复制相关《楚辞》文献提供过方便。不然,能在如此简短的时期内,征辑到如此丰富而珍贵的《楚辞》文献资料,是不可想象的。我永远铭记他们的恩德。2014年《楚辞文献丛刊》发布式上,我反复为这部大型丛书征辑资料提供帮助的单位和相关人物,表示了无尽的谢耽之情。

除善本收罗完备外,《丛刊》还从海外收录了一些极珍贵的国内缺失的刊本、稿本。据编撰者介绍,《丛刊》囊括了收藏于日本、台湾全部精萃注本、稿本。如藏于日本大阪大学百余种《楚辞》文献,有17种为国内所未见,且有日本汉学家西村时彦大量的手校、批注,《丛刊》复印后以彩印方式出版。黄先生在《后记》中追忆了他与日本汉学家石川三佐男对这些刻本照相的过程,情景十分感人。还有日本学者龟井昭阳的《楚辞玦》,在日本学界很有影响,但是此书无刻本,只有五个不同人抄写的稿本。《丛刊》在日本复制了其中三个,又在中科院图书馆复制了一个中国学者的抄本。四本彼此不甚相同,均为校勘《楚辞玦》所必需。这些刻本、抄本复印出版,不仅对国内楚辞文献有补缺意义,对于推动海外东亚楚辞学研究,亦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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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的基础上精,精而能代表广,收善补缺,网罗无遗,代表了当代楚辞文献汇集、研究的最高水准,为新楚辞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成就实在是以前楚辞丛书所无法比拟。编撰者于《后记》中颇为自信地总结了《丛刊》的终结性意义:这部丛书出版后,相信百年之内,不会有人再来重复做这样的项目、从刊这样的《楚辞》丛书了。即便百年之内,有群贤发下宏愿,再来汇刊这样的楚辞丛书,要想全面超越,恐怕是难上加难矣!

总之,最终在国图出版社支持下,至2011年,除个别几种尚在交涉外,该征辑的《楚辞》文献基本到位了,总共207种,在数量上已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楚辞》类的丛书,颇为自信地说,有了这部全八十册的《楚辞文献丛刊》,已一步到位,相信百年之内再也不可能有人来重复编纂此类丛书了。

120万字的《楚辞文献述要》,也是黄先生研究的心血结晶。其中时发惊人之言。如曰:我们认为汇辑《楚辞》者是东汉王逸,而非西汉刘向,其所为《章句》本为十一卷,依《楚辞释文目录》,止于王褒《九怀》,而非十六卷或十七卷。这简直是大翻案,可谓石破天惊!又如指出清代大学者戴震抄袭赵一清《离骚札记》稿本,并曰:言之凿凿,铁证如山。诚此,就不仅是在楚辞学、经学、语言学界,恐怕连中国哲学史等领域也要引发地震了!

这207种书如何编次,令我颇费周折。《楚辞》文献的分类,饶宗颐《楚辞书录》开了个先例,分为“知见《楚辞》书目”“元以前《楚辞》佚籍”“拟《骚》”“图像”“译本”“近人《楚辞》着述略”“《楚辞》论文要目”七类,看似比较粗杂、简单,未曾深思熟虑。后来,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分为“楚辞书目”“楚辞图谱”“绍骚隅录”“楚辞札记”“楚辞论文”五类,“楚辞书目”又分“辑注”“音义”“论评”“考证”四小类,显然比饶氏有条理,且多为后出的《楚辞》类的丛书所采纳。

我与黄先生1988年相识于湖南汨罗中国屈原学会第三届年会上,其后多年相交,从未间断。亲见他奋力向楚辞学的高峰攀登,从《离骚校诂》《楚辞章句疏证》到《楚辞文献丛刊》,一步一个脚印,成果丰硕,成就斐然。其间两次大病动手术,切胆分肝,两次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不仅豪情未减,反而学术斗志倍增。而赵敏俐、方铭等同仁,以高度研究热情和学术责任,襄助他完成此学术壮举,也实在令人钦佩!

但是,这个分类并不合理,黄文焕《楚辞听直》《楚辞合论》明明是一种书,却被割裂为二书,一则编入“辑注”类,一则编入“论评”类。蒋骥《山带阁楚辞》《楚辞说韵》《楚辞地理图》明明一种书,而被拆分为三书:一则置于“辑注”类,一则置于“音义”类,一则置于“图谱”类,毫无道理。其他如朱熹《楚辞集注》、陈第《屈宋古音义》、汪瑗《楚辞集解》、林云铭《楚辞灯》、汪仲弘《天问注补》、王夫之《楚辞通释》、刘梦鹏《屈子章句》、戴震《屈原赋注》等皆被因类属而遭到无端拆分。尤其吴平主编《楚辞文献集成》,按姜氏分类编次,强行分拆,使原本86种书竟拆分为158种,几乎增加一倍,给读者造成了很大误解。

推究其原因,是对《楚辞》文献的传承情况,缺乏系统了解。所以,我在编次《楚辞》文献时,首先考虑如何体现二千余年《楚辞》文献传承的基本面貌。

经过反复比勘、疏理,以为《楚辞》文献的递传,大致分为前后两大段:前段是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主轴,后段是以朱熹《楚辞集注》为主轴。就是说,在洪兴祖《楚辞补注》以前,《楚辞》文献,是以传承《章句》为主。有了朱熹《楚辞集注》以后,基本上以传承《集注》为主。于是分为“单行《章句》系列”“《补注》系列”“《文选》系列”“白文系列”及“《集注》系列”“宋元系列”“明清以后系列”等七大系列。这样划分的理由是,“《章句》系列”“《补注》系列”“《文选》系列”的底本,虽然都同属于王逸《章句》,但是《章句》在流传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变异,造成诸多异文。如单行《章句》和《补注》中的《章句》对勘,竟然有3700余条。《补注》中的《章句》,和收入《文选》中的十一题《楚辞》对勘,也有1170余条。到底哪种书比较接近王逸《章句》的旧貌?十分需要对于三大系列的异文加以仔细审辨、考证,以期努力恢复《章句》原貌。所以,“单行《章句》系列”“《补注》系列”“《文选》系列”三大系列,集中体现了前段《楚辞》文献传承的真实情况。最后附以“白文系列”,是指北宋以前抄录《楚辞》的书法作品,如隋唐时期的欧阳询《离骚》书写本,北宋时期的苏轼《九歌》书写本及米芾《离骚》书写本。他们抄写的底本,不甚清楚,和《章句》在唐、宋时期流传肯定有关系,何况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直接引用过苏轼的手校本,再加上其抄写时间都比现存的刻本要早,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可惜没有引起《楚辞》学者注意。如,《离骚》有“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洪兴祖说:“一本有此二句,王逸无注,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释‘羌’义。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与此语同。”洪兴祖意思是说,这二句可能因《九章·抽思》而误入《离骚》,当删。《文选》本《离骚》确实无此二句,于是有人以为二句是宋代时期误入的。但是,欧阳询的《离骚》抄本有此二句,说明隋末、唐初已有此二句,和《文选》本的《离骚》不是同一祖本。要说是误衍,则应定在在隋、唐时期,而非宋代。再如,明代黄文焕以为原本《九歌》只九篇,而传世《九歌》十一篇中最末二篇,即《国殇》《礼魂》,是后人所增益的。这个说法多为后世学者诟病,以为凭虚臆解,不屑一谈。令人不解的是,苏轼、米芾《九歌》偏偏都没抄《国殇》《礼魂》二篇,《文选》刻本也无此二篇,这不能说是巧合,需要引起我们重新思考,不可以臆解无据而轻易否决黄文焕的新解。就此而言,《楚辞》白文的文献价值也不言而喻,完全可以结合“单行《章句》系列”“《补注》系列”“《文选》系列”三大系列,一起综合考证。我的《楚辞章句疏证》的第一个内容,包含了对全部异文的具体逐条辨证,往往是能断则断,不能则存异备考。但是,《疏证》对异文的考辨,是散入各篇的句子之中,对于读者来说,很难从整体上去判断出哪个本子好、哪个本子差。当今《楚辞》版本着录家,只泛浮在刻本的一般介绍上,如刻年、板式特点及前后序跋等,没有深入到其内容,更谈不上具体文字差异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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